柯卫：用建筑实现共存与共享

　　

 

柯卫

 

　　天真的人总是对生活有着无限的想象动力，念小学时就随父母移民美国的年轻建筑师柯卫，怀着城南旧梦回到中国。他在设想：也许性灵、生活与建筑在城市中的关系，能像人生一样不断成长，逐渐丰富。

 

　　方家胡同46号院

 

　　记者：您是方家胡同46号院的总建筑规划设计师，曾说这一项目要以20年为设计周期来完成，那么，如何看待这一设计方法与个人设计观之间的关系?

 

　　柯卫：该项目位于最繁乱的胡同里。规划时有两套方案，一套方案是一次性设计完毕，另一套方案是不要将设计一次做完。委托方希望这一区域是一个能够成长的平台，所以我们决定将建筑当成一个过程来做，而不仅仅是结果。

 

　　建筑永远作为一种功能性的框架存在，但内容一直在改变。如果一次设计完成，并进入租赁环节，这里可能就无法承载新的内容。最初，那里有几十座住宅，我们先做了3个建筑，甲方每年都会找我们继续在院子里增补和改造。随着新参与者的不断加入，设计也跟着不断变化、成长。截至目前，这一包括30处建筑的区域每年都会成长一次，并还在继续推进。

 

　　建筑与人生是类似的。人不仅在强壮，也在变化，会因为环境、人际关系和发生的故事而在心智和肢体上有所改变。我们没有将建筑做全，是因为我们希望建筑可以允许有新的东西进入，但是变化本身是要基于整体性的中心原则而变。

 

　　在这个过程中，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中心也入驻于此，其建筑线条和我设计的红宝石剧场有类似感。这个区域并不是全部由某一位建筑师承接，也不是不同建筑师各做各的，而是大家在潜意识中有所呼应，产生默契。这似乎更像一个微小的社会，其中的人们一起发生着变化。

 

　　留白是一种很好的设计思路。很多大四合院变化都很大，但这样的建筑恰恰体现了不同个体参与的过程。社会存在就会有合作、交流和互动，社会的内容也会反映在建筑中。因此，建筑师应该考虑到社会的问题，允许有公共性的可能，建筑师应该有意识通过设计和规划促进正面的共享关系。

 

　　记者：在城市设计中是否也存在普适性?

 

　　柯卫：什么是城市?城市就是你在街上看到几千几万人迎面走来走去，虽然人们彼此不认识却彼此全然自在，这才是城市的魅力。城市中最让人记忆犹新的地方绝对不是那种几千元门票才能进出的场所，而是很多人都能共存、共享的地方。好的场所是大家一起拥有的，这不仅是一种建筑意识，也是一种人文意识，它能够影响你，你也会影响它。建筑师在设计之初就要将城市公民所要享有的部分考虑到，这是建筑师能够为城市贡献的内容。

 

　　举例来说，我之前竞标成功的一个项目，其区域规划是在海岸线边上的一座人工岛上建造一处歌剧院、一座音乐厅和一所音乐大学。第一，原有的歌剧院与音乐厅之间的人工河流连通大海，我便将河流改道围绕建筑布置设计，以留出中间的大片空地建造一个大型广场，让城市公民享用公共空间。第二，是在人工岛边缘布置延续的步行道，所有的市民都有权利在最好的海边行走和进出，不要让人在进入这个区域时因为付费问题而失去游览的机会。第三，是我们在歌剧院内设计的小书店和咖啡店从常规的底楼改到顶楼，即使不听歌剧的人也完全可以穿越歌剧厅而进入顶层享用海景和空间。所谓共享正是每个人都有享用美好的机会。这是建筑师需要思考和可以实现的地方，对使用者的影响也非常大。

 

　　城市的核心区居住的正是最愿意居住在那里的人，包括学生、创业者和蓝领工人等。虽然有人将城市中心区定义为奢侈的，但城市本身的吸引力远远超越了阶级和文化。有一位美国物理学家通过一篇论文研究了城市的能量，人与人聚集而形成城市后，人与人摩擦、共享所产生的能量会呈现几何性的增长。城市就是将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可能性聚集在一起，远远超越商机的价值。

 

 

　　记者：您之前一直生活在美国，亚洲城市的人口密度更集中，市民的集体意识更强。您认为亚太地区的公共空间和欧洲的公共空间会有学理上的不同吗?您认同的公共空间是怎样的?

 

　　柯卫：如果你去意大利旅行，就可能会看到很多不同的小广场。白天很多老年人会在那里闲逛，下午会有商务人士在谈生意，晚上就有恋人在那里聊天，这是一起享用的空间。

 

　　我比较喜欢北京的钟鼓楼广场，附近的老年人和小朋友会在这里玩，游客到此地观光，有人在星巴克喝咖啡，也有人在路边摊吃烤串。这些不同阶层和背景的市民可以在场所中共享，这是一种城市中人与人之间比较好的关系和状态。因为它满足了很多人的需要，人们可以在这里看到生活的各个切面。

 

　　建筑是像鸟一样将树枝放在树上搭窝的事情，建筑师是人类中最自然本真的职业。建筑师是很天真的，必须以积极的信念投入行动，哪怕是10平方米也要做到最好，其本质是为当地的区域带来美好，并引导使用者看到美好。美好没有原则，但出发点不是媒体的评价和社会的想象，而是真正的使用者的感受，对于建筑周边和使用的人，这个建筑是他们生活的全部，这是使人们生活更好的契机。

 

　　美国新闻博物馆

 

　　记者：您认为个人最满意的博物馆作品是什么?您个人在中国最好的设计作品是什么?

 

　　柯卫：我曾参与主要设计的最大的，也是我最喜欢的文化项目是美国新闻博物馆。那时我29岁，新闻博物馆在华盛顿，就在贝聿铭设计的博物馆对面。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博物馆，博物馆的主题是新闻，我以为新闻应该是透明开放的，为此，我们将博物馆设计为几百米的透明玻璃幕墙，可以说这也是华盛顿吸引民众的博物馆之一。新闻的载体依次是报纸、广播、电视和电子计算机，这是一个时光穿越的过程，也是将新闻的历史过程进行空间化诠释的过程，让人们更了解新闻发展的方式。

 

　　目前，在国内做得最好的公共文化项目是中华世纪坛地下空间，也是回到中国做的第一个项目。这一新媒体展馆大约包括占地为4000平方米的室内展馆和1000平方米的小剧场，北京国际设计周也在此地举办。我在中国做的项目大多都是文化项目，文化并不专指精英文化，更多的是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关系，文化包含了从最高端的形式到最大众的形式，在中国当下做文化建筑更有意义。

 

　　记者：您如何处理博物馆建筑中少与多的关系?少与多的含义在现代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也被解读过，而基于您的生活观，如何看待少就是多这一观点?

 

　　柯卫：建筑被真实地建造出来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但空间消失，将可能性还给世界，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已有的建筑是建筑师的一种选择，一旦建筑建起，就意味着其他可能性都被抹杀了。建筑如何呈现在这个世界中，如何使自己显露出来，其与如何消失同样重要。消失有多种方式，一是融入环境，二是作为背景。建筑是一个物理性的存在，但是没有建筑中的人类行为和活动重要。

 

　　建筑只是一个物品，但是里面的故事要比建筑重要。人永远比建筑更有趣，交流和穿透性的彼此了解永远更有价值。生活是很丰富的，最终要与各种各样的人产生关系。建筑师作为职业是很辛苦的，所涉及的方面很人文，要以更广阔的心态去面对。人的生命应该比建筑更饱满，少不是冷漠感，是允许多和丰富的存在。如果将建筑做得太满，人们在其中如何生活?少和多不是对立的，是希望以后的主人用生活将建筑填满，是鼓励、允许和开放，并让更多的人进入。

 

　　记者：您一直在设计文化项目，最主要的作品是艺术博物馆，您认为一位建筑师在设计这类项目中有哪些能力是尤为重要的?

 

　　柯卫：第一要懂得欣赏艺术。我个人很喜欢梵高的作品，虽然作品穿越时光百载，但是看到他的作品中绘画材料的饱满，会产生颜料还没有干的错觉，并依然感受到绘画背后人生命的力量。我曾经看过一个让我联想到梵高作品的建筑，是勒·柯布西耶设计的修道院。这个建筑历史悠久，却好像还在呼吸。

 

　　第二要理解人与艺术品之间的关系，好的博物馆能够鼓励观众与艺术品之间有感染力的对话。人们进入博物馆，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获得打动心灵的体会，所有的条件和环境，就像好的咖啡馆给人们一个好的环境进行对话和交流。艺术品应该有这样的作用。

 

　　记者：您的建筑设计也会涉猎历史街区，如何理解针对文化遗址的博物馆设计?

 

　　柯卫：第一，在设计时，将老建筑上的加建部分拆掉，要遵照保护性加建的原则，让建筑恢复原面貌。第二，加建部分和老建筑要明确视觉上的区分，这也符合西方人对建筑历史面貌的态度，告诉大家哪些是新部分，哪些是旧部分。第三，要尽量稳固它的位置，历史建筑随着时间推移会不断损毁，但是所有加固的部分要与原建筑部件很明显地分开。

 

　　CHIASMUS(北京科雅斯慕斯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成立于2005年，分别在北京和首尔设有事务所。6年来，涉足了很多重要文化空间和商业项目的设计，例如北京世纪坛艺术中心，方家胡同46号艺术中心，仁川歌剧院，上海证大喜马拉雅收藏家会所等等。

 

　　Chiasmus将每个项目都视作释放每个争议点所拥有潜力的机会。冲突和解决方式与其按惯例被解读成因与果的关系，不如说是在一片战略性工地上一座建筑被创造和被干预的过程。

 

　　柯卫

 

　　CHIASMUS创始人和合伙人，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建筑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硕士。柯卫的建筑理念着重于对公共空间的重塑，及如何以建筑为载体，使空间和人类行为之间发生互动。柯卫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理工学院，同济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领域涉及出版、教学、研究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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