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受之：当老师甘心当年轻人的铺路石

 

 

王受之

 

　　我不是大师，我是老师

 

　　记者：您的名片很简单，只有“美国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教授”一行字，而在“百度”的人物简介中，您的头衔很多，而且很大，请问您怎么给自己定位?

 

　　王：我们那一代人，四十年代出生的，解放、大跃进、上山下乡、文革，等等，都经历过，尤其是传统文化的一再被破坏，使得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不具有造就“大师”所需要的文化条件。现在“大师”满天飞本身就是对文化的一种误解。所以我说，我们之前有大师，我们这代人里没有大师，我们之后更没有大师，这是时代的悲哀。

 

　　别人称我为“大师”，还有“现代设计理论、现代设计教育奠基人”什么的，我自己不太愿意，我只是在特殊的条件下做了一点事情。我觉得“老师”这个称呼最适合我，事实上我一直都在当老师。

 

　　出身艺术之家

 

　　记者：您博客上的文章分类非常有意思，除了您的本行“建筑设计”之外，还有汽车、时尚、家居、影评、文化，甚至投资理财，您的这些文章都很精彩，如今，像您这样的“专家”可不多见。请问，您的兴趣怎么会这么广泛?

 

　　王：我受家庭的影响非常大。我出身在一个艺术之家，父亲是一个很好的作曲家，舅舅周令钊是人民币、国徽设计的参与者，我的设计就是跟他学的，一个姨妈是中芭第一代演员，一个姨妈是女高音唱《白毛女》的……这些艺术家，还有他们的圈子以及他们的子女、朋友组成的大圈子就是我从小生活的环境。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长大的，我喜欢的东西就很多，没什么顾忌，我的艺术、设计、写作都是自学的，这个有点特殊，所以我的兴趣爱好比较广泛。

 

　　虽然我的研究生专业研究的是美国史，但我的这种家庭熏陶已经不可能让我局限在某一个点上了，所以，我说自己属于“不是专门家的文化人，而是文化人的文化人”。

 

　　感谢中国三十年代文化对我的滋养

 

　　记者：除了家庭的熏陶，您受的教育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

 

　　王：我受的教育也非常有时代的特点，现在看起来都有点“传奇”。

 

　　我的小学是建国后读的，我的大学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读的，我的研究生专业是美国史。这么说平淡无奇，我说的“传奇”是我读大学、研究生时，教我的老师都是三十年代的那帮人，比如我的法学史老师韩德培，他们才是大师。李陀说过三十年代是伟大的时代，三十年代是中国文化集大成的时代，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道德魅力、个人魅力、文化的深度是现在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我的老师就是那些人。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我们这一批人是他们培养的第一代，也是惟一的一代。所以说，我接受的教育就是续了“三十年代的香火”。这批老师给我的教育和训练，使我在1987年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完全没有脱轨的感觉，直到现在，我在美国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任终身教授，我感谢的是中国三十年代文化对我的滋养。

 

　　现在再也没有那样的老师了，现在的文化可以说是“轰轰烈烈，空空洞洞”。我在中国好几个大学任课，我发现现在的孩子完全不懂文化，更可悲的是他们没有地方去感悟真正的文化。我们这一批里的查建英编了一本书，《八十年代访谈录》，这本书很好，讲出了中国文化的悲剧。

 

　　出国是想把“香火”保住

 

　　记者：从您的简介上看，当时您在国内发展得很成功，那又是什么机缘让您去了美国?

 

　　王：1985年我就是副教授了，1986年就当了广美设计系的副主任，那个时候真叫“一帆风顺”。可为什么我要选择出国呢，因为我感到国内的学术开始有泛滥的倾向，我的行政职位越来越多，不断被提拔，我被捧为“精英”，我怕自己被毁掉。这种时候，我所受的教育提醒我不能这样下去，正好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请我去做访问学者，于是我选择了最艰难的路，出国，从头开始。

 

　　我想把我续下来的“香火”保存住。如果留下来，我可以名利双收，可我留不住我的老师们传给我的那一脉香火，因为我看到这个经济大潮无人能挡。现在看看，虽然我没有我的老师伟大，我做不到他们那么好，但我确实把“香火”留下来了。

 

　　生活经历很坎坷

 

　　记者：您刚才说你们这一代人什么都经历过，谈谈您的经历好吗?

 

　　王：我的生活经历，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经历，都是很坎坷的。文革时，我看到同学打死同学，看到校长和老师被批斗，那时我十七八岁，也许是因为家教的原因，我没有卷入，但我内心有一种“凄凉”的感觉。

 

　　当红卫兵期间，我出小报，搞木刻，却没有一点政治热情，全当作职业训练。当时汉口火车站的大幅毛主席画像就是我画的，眼睛就有一米长。那段时间，我的专业水平和组织能力都得到了提高。

 

　　1968年，我是第一批上山下乡的，在农村呆了4年，除了干农活，还学英语。那四年里，我经历了长江水灾，参加救灾，见过死人……后来我被招工进了一家县级工艺美术品厂，被派到故宫学习。再后来，参加广交会，既做生意又学英语。

 

　　1977年，恢复高考，我是第一届本科生，当时的研究生政策是不一定读完本科，考上就能读，于是我在1979年又开始读研究生，专业是美国历史。1982年毕业就去了广州美院搞现代设计研究。

 

　　1987年到美国当访问学者后，他们发现我这个中国人很“神”，因为他们任何专业的老师病了，我都能去代课，素描的，油画的，艺术史的，都能，于是他们想找我签约。美国州立大学的专业涉及面太广，比较泛，我想挑战一下自己，去美国设计专业最顶尖的大学试试，这样，1988年我就到了现在这个美国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结果，我破了兼职教授7年才能转为全职教授的规矩，3年，我就成为他们的全职教授，现在是终身教授。

 

　　我是铺路的石头，让年轻人从我身上走过去

 

　　记者：您是这么“能”的一个人，怎么甘心就当“老师”呢?

 

　　王：其实说自己经历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个“阴影”，自己知道的，就是成为“万金油”式的人物。我的家庭、受的教育，还有我的经历，使得我每一门都不太“精”。我所做的工作是“普及性的引导和介绍”，我有这样的能力把全球的艺术设计介绍到中国来，这也是时代的需要，现在年轻人学设计的，都要学我写的《世界现代设计史》、《世界平面设计史》，或者《世界现代建筑史》，还有时装等设计方面的著作，光《世界现代建筑史》就已经16版了。

 

　　如果我集中精力做一样事情，我相信，我肯定是又精又专的，但总要有人来做启蒙，铺垫，接轨的工作，我想我适合。别人可以去当大师，而我就是铺路的石头，让年轻人从我身上走过去，去成就他们的大师之路。

 

　　通过房地产商影响全国的房地产建筑理念

 

　　记者：这几年您跟国内的一些房地产商接触很多，您的目的是什么?

 

　　王：我曾经跟政府接触过，可我发现个人的决定、政绩的要求对行政的影响很大，我又觉得有点悲观。后来我发现跟房地产商的接触可以让我的理念“立竿见影”地实现，而且是一步一个脚印。比如“万科”的“第五园”出来后，在市场上就起到了样板作用。我的精力有限，与其说废话，不如多干实事，通过房地产商影响全国的房地产建筑理念。

 

　　珠海要讲生态，讲宜居，才有未来

 

　　记者：咱们谈谈珠海吧。您的博客里有一篇文章叫《情迷尼斯》，写得很美，前些年，我们珠海也提出过要向尼斯学习。作为城市规划的专家，您对珠海这个城市有什么样的看法?

 

　　王：我认为珠海的地理位置是中国滨海城市中最优秀的。其实，大陆的海岸线虽然长，但景观都不太好，而珠海还不错，沿情侣路走走，海岸线挺美的。我最欣赏的是珠海的热带植被还有保留，没有都被开发掉，深圳就没有了，现在还有什么鸟会飞到深圳呢?

 

　　珠海现在的机会是因为曾经错过了机会，“慢”正是珠海的优势，使得我们的海岸线、植被、山体能够比较完整地优美地保留下来，珠海的生态才是最可贵的。

 

　　什么都求“做大”是很可怕的，超级大城市肯定不如宜居的中小城市。如果我们现在不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那么要不了多少年，珠海也会成为一个跟别的大城市一样的乏味的、生态不好的、不宜居的大城市。珠海的未来应该是尼斯，而不是深圳。

 

　　我是悲观的

 

　　记者：您做了这么多工作，您有什么感想?

 

　　王：我总是说我心底里是悲观的，我悲观着做所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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