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建良：用西方外衣做东方文化
宋建良
一个好的楼盘，起码要有两种文化集成
记者：巴黎都市口碑与影响力不错，您能否向我们分享一些经验?
宋建良：我觉得嘉兴没有山，只有平地，土地供应量就很大，而人口不多，供大于求，所以房价一直很低，竞争很激烈，房地产很难做。一般来说，做这类项目首先要考虑三个需求：甲方需要什么，城市需要什么，老百姓需要什么。其实开发商还只是中间环节，住的人才是我们的真正业主。
从设计角度来说下定决心要做顶级楼盘。做顶级说说容易，但定义“顶级”很难，比如这个录音笔实际上是最好的，但我们没法认定它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当时去考察了广州、深圳的20多个顶级楼盘(04、05年的时候，广州、深圳的楼盘最好)，这些楼盘当时相当于今年到南非参加世界杯的球队，全都是顶级的，但顶级里肯定还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每届世界杯还有最佳阵容、最佳球员、最佳前锋等。我们研究了他们的东西，并与广州、深圳的最佳阵容进行比较后，我们发现我们已经是“最佳阵容”了。
当时我们总结了中国最好的楼盘是什么样的?有四点：第一是配套很好，这是一个都市概念，配套好，就可以中心化，虽然可能地块很偏，但配套好以后，整个城市就会以这地方为中心;第二是文化，一定要有文化和情调;第三是自然，要有自然环境，像巴黎都市的东南角是公园，正中心做了广场;第四是艺术，主要有两个艺术——空间艺术和建筑细部艺术。
所以在巴黎都市里，我们融合了四个概念——开放、景观、广场、文化。取“巴黎都市”这个名字也是有用意的，“都市”代表国际化、开放;“巴黎”代表文化。
我们做到了两样东西：一个是高贵，一个是开放。我觉得高贵是艺术，开放是哲学。比如有的楼盘把高贵研究得很好，有的楼盘但不太开放;居住哲学很好，但不太高贵。像我们前两天去看杭州的一个楼盘，很有名，但进去以后，就感觉比较凄凉，为什么凄凉?它是一个封闭的小区，没人气，没人气导致里面都是灰尘，一个房子因为住的人少，慢慢的会“倒掉”。而巴黎都市不但住的人来，其他地方的人也来，因为里面有会所、学校、超市、购物中心、特色街区、酒店等，实际上他变成了城市的一部分。
记者：“配套好，就可以中心化”，能否具体解释一下?
宋建良：我们一定是站在城市的高度，动脑筋想办法把楼盘所在的地块中心化，像巴黎都市里面什么都有了，配套很齐全，他就成了一个城市副中心，周边一些楼盘都以巴黎都市为中心，那这块地就增值了，那之后造价高一点、广场大一点都没关系了，因为容积率不变，要多少面积还是在的，价格还是卖得上去。
我们不是在输出设计手法，我们在输出的是：把周边资源整合好，让这块地成为一个中心，这样就有灵魂。
记者：像巴黎都市这样把外来文化移植到嘉兴，这种移植会不会与周围环境不相融?
宋建良：从04年开始做巴黎都市到现在已经六年了，我现在回过头来看，巴黎都市的经济效益很好，社会效益更好，而且嘉兴本来是西边房价较高，现在巴黎都市所在的东边房价比西边高多了，说明社会认可。
中国建筑师设计出来的东西肯定属于中国文化，这是潜移默化的，而且中国建筑师要战胜西方建筑师，一定是要靠中国文化。我们去研究中国名胜比如西递宏村等，他们都是一模一样的——前面是水，中间是一个村或一个镇，后面是山，然后在某个位置有个标志性建筑、标志性广场，全都一样的，那这个就是文化。
我们是中国建筑师，我们是在用西方外衣做东方文化，而且形式与内容可以不一致，形式与内容为什么要一致?有时候要一致，一致是因为内容不够，要用形式来辅助，就像一个高僧，修炼得非常好，就没必要把头发剃掉;就像今天我穿西装来了，但我还是我。
所以，巴黎都市其实体现了非常强的中国文化。凯旋门(相当于一个牌坊)一进来，是一条街，然后是半公共广场，然后是一个个组团，通过组团，回到自己家。他的空间有很多层次感，比如凯旋门外与凯旋门里，感觉不一样；到中心广场，感觉又不一样了；再到组团里面，又不一样了；还有最南面两栋房子间的小巷子，很窄，但在里面感觉很安静，坐在上面有种安全感；特别是巴黎都市中间的广场，就相当于中国民居里的客厅，有了这客厅，人住在里面感觉很安全；又比如中国人讲究空灵，像巴黎都市、罗马都市就都很空，具有很强的气势。
住在巴黎都市的人，喝茶也好，做什么都好，实际上又回到我们以前村子的概念——村中心有一个会所，会所前有一个中心广场，小孩子在村里面很安全。这次我到日本去，在大阪的地下室通道里，最感慨的也是日本地下室的感觉跟巴黎都市一模一样，走路都很自在，无障碍，绝不会有汽车出来干扰你，非常非常安全，一进去就有一种非常强的归属感，这广义上来讲就是文化。
讲到日本的地下空间，其实做得很好，很值得借鉴。因为日本的地下空间是1945年后建的，全部很现代化，城市设施非常好，地下交通、地下轨道、公路等都做得非常好，结果人都不住在市中心，都住到市中心外面去了，而且他们也非常强调城市配套。
记者：内容和形式不一致，是否会存在矛盾?
宋建良：我们跟很多国外设计师交流过，他们觉得用两种以上的文化来表达一个东西，就是健康的。比如迪拜，我认为也是两个文化，一个是太空文化，一个阿拉伯文化，他们非常明确太空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就表达了迪拜的两个东西——海水和沙漠。我也觉得一个好的楼盘，起码要有两种文化集成，就像中华民族有很强大的生命力，有5000年的历史，但也吸收了很多外来文化。
比如在清朝，满族文化是外来文化，他们统治中国时，就要求汉人在外形上都变成满族的，但汉人外形变了之后，还是汉人吗?一定是汉人。清朝实际上是用满族外形，汉族文化，比如康熙、乾隆都是熟读四书五经的。
再比如在元朝，服装全部是汉服，但统治方法全部用蒙古的方式，结果元朝寿命很短，因为元朝是在用蒙古的内容统治汉族。这都是形式跟内容，但内容比形式更重要。
所以我觉得像巴黎都市，会有很多人喜欢，尤其80后的年轻人肯定喜欢，有欧式情调，但进去以后也会发现中国味道还在，巴黎都市的景观和空间最强调中国式。
通过技术增加建筑语言
记者：禾泽都林在商业建筑方面有很丰富的经验，现在很多设计院都转做商业建筑，您怎么看?禾泽都林以后的方向是否会有变化?
宋建良：在商业设计方面，我们有十多年的经验，我们今年上半年也都在做调查研究，包括国内和国外的调查研究，其中一个就是商业综合体。
另外，现在中央在提倡城乡统筹，要城乡统筹肯定要发展几个中心镇。我的想法是，中国可能会加大县城的土地面积，通过强化县一级的区域，还有高铁，来加速城市化进程。
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综合体(比如巴黎都市就是以高档住宅为主的商业综合体)，我们在研究中心镇，比如嘉兴旁边有个镇，我想它建成后肯定又是一个新模式。我们在一楼和二楼都做了广场，二楼也有广场，二楼的商铺架子跟一楼一样。我们做的还是无障碍概念，比如巴黎都市就是无障碍，日本的地下室也是无障碍，人走在里面很安全，绝不会有汽车出来干扰你。
很多设计院转做商业建筑，有很多学者认为现在98%的设计院不懂商业建筑项目，原因在哪?中国有两部不同的规范，一部是建设系统制定的，一部是商业系统制定的，商业系统管商业，建设系统管建设。我们建房子的时候，规范是建设系统定的;建成后，使用者的规范是商业系统制定的。要做商业建筑项目就要同时了解这两部规范。
记者：您现在既是禾泽都林的董事长，又是首席建筑师，您怎么平衡这两个身份?
宋建良：有两个“设计”，一个是传统的设计本身，一个是对设计院的“设计”，也就是对公司内部的“设计”。我觉得两者相辅相成。比如我们已经有成功的设计作品了，再来“设计”设计院会更轻松点，就跟打仗和谈判一样，仗打得越好，谈判也容易。
因为公司规模扩大了，现在非常强调管理，比如今年是禾泽都林的国际化年，我们提出了四点：第一是自我管理，第二是标准化，第三是顶级化，第四是团队。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首席建筑师，现在更是如此。
记者：现在很多人都在讲创新，您觉得该怎么在建筑上创新?
宋建良：一般人认为建筑需要创新，我们研究后发现这是错的。设计就像写文章，写文章时，如果创造了几个字出来，人家肯定认为这是错别字。但现在有些建筑师一天到晚乱创造设计元素——创造出没有的东西就叫“创新”，写字不能创新，建筑语言为什么能创新呢?我们要的是创意，创意就是把很多零固件拿过来，放在一起，组合，产生出新东西。
就像写文章，是这个字与那个字的组合，全部用朴实、通俗的文字是一种，全部用成语是一种，还有其他组合方式，然后再通过什么办法，写篇文章，产生立意，但一定不能去创造。
建筑也一样有建筑语言，我们很多建筑师还没有理解真正的建筑语言是什么，就都在创造建筑语言了。传统语言都用不好，去创造语言干嘛?
还有很多建筑师说：我特长现代建筑，就做现代；特长欧洲建筑，就做欧洲；特长三角形，就做三角形。我们努力在超越这个城市，无招胜有招。我们通过调查研究，设定目标，然后想怎样达到目标，可以放什么语言进去，再组合语言，就像唱歌一样，汉语可以唱一点，英语也可以插一点。
我觉得建筑语言真正要提升，还是要来一次大革命，比如有了电梯以后，建筑就不一样了；有了玻璃、幕墙以后就不一样了；有了中央空调以后，就不一样了。接下去，我觉得全世界能源的改变，又是大革命，又会增加建筑语言，比如有可能我们喜欢住在地下几层空间，这实际上就是通过技术与社会需求增加建筑语言，实现真正的创新!
记者：请问，贵公司和您本人有什么新的追求?
宋建良：与时俱进，实现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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